政治与人之间存在密不行分的关系:一方面政治依赖于人,脱离人而独立存在的政治领域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政治为了人,是人所追求的价值的表达形式,又是实现人所追求的价值的方式。政治行为主体又称为政治主体,是一个政治学的观点,它是指"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特定职位,发挥特定作用的小我私家、团体和组织。具有相对独立性政治关系的到场者和政治行为的实施者"。"政治行为主体伦理可划分为政治家伦理和公民伦理"。
根据这种现代意义的分类,在曹操的政治伦理框架中,政治行为主体包罗君、臣和统治工具——民众。政治行为主体伦理就是这些政治人在其政治运动中形成的政治道德素质和应当遵守的政治道德准则。凭据其时社会政治局势,曹操对政治行为主体的伦理设计如下:明君:"王者贤且明"在儒家的政治构建中,"内圣外王"是其实现政治理想的焦点信念。
"内圣"是一种道德修为的理想境界,发生于内在的德性自觉;"外王"是"内圣"的向外扩张而展开的德治的最高境界。"内圣外王"强调人的伦理修养与政治行为的一致性。儒家认为政治品质源于政治主体的小我私家道德品质,通过道德典型来体现政治的伦理价值,塑造圣人明君的高尚的道德品质、完美的人格,使用人性的向善性来影响人、教养人,从而实现其政治目的,到达治理天下的目的。"内圣外王"思想是中国古代"贤人政治"的理论基础,君主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处于中心职位,要求君主既"贤"且"明"。
曹操继续了儒家"贤人政治"的看法,也认为君主应该具备"贤"且"明"的品德。第一,曹操高度颂扬古代贤明圣王。
曹操在《善哉行》中说"古公亶父,行善垂仁。思弘一道,哲王于豳。太伯仲雍,王德之仁。行施百世,断发文身。
"即周文王的祖父亶父广施仁政,生长生产,黎民归依。文王的叔伯太伯和仲雍为制止王位传承的争执,自愿避居荆蛮少数民族地域,断发文身,誓死不回。曹操又在《短歌行》中说:"周西伯昌,怀此圣德……齐桓之功,为霸之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在曹操看来,周文王一家三代以及齐桓公都是贤明君主的范例。第二,曹操身体力行践行"贤明"德性。曹操不是君主,没有君临天下,但曹操迎汉献帝到许后,是事实上的君主权力的拥有者。他按君主的"贤""明"德性来要求自己,身体力行诠释"贤明"二德。
曹操的"贤"德体现在:其一,匡扶汉室。190年,董卓先废少帝刘辨再杀之,自立刘协为帝(即汉献帝),献帝即位后,董卓飞扬跋扈,操控政权。
董卓被诛后,李傕、郭汜等人挟制汉献帝,擅朝政,厥后汉献帝又落到以杨奉为首的白波贼手中,而"诸州郡外托义兵,内图相灭,未有存主恤民者"。袁绍勾通韩馥阴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天子,曹操义正言辞拒绝袁绍的阴谋,"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昌邑亡国之衅,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刘馥终不敢称帝,袁绍的阴谋破产。袁绍私刻玉玺,派人游说曹操说"今袁公势盛兵强,二子已长,天下群英,孰逾於此?"曹操慨然谢绝说"吾不听汝也。"196年,曹操义迎朝廷到许,恢复东汉宗庙社稷。
今后,曹操南征北战,亲冒险境,一生侍奉献帝二十多年。"从社会历史条件出发,秉持天下正统以复民心,应是简陋;坚守政治纲常以怀黎民痛苦,宜是大德。在缺乏向心力的浊世,富于理想的济世者拯救危局需要一个精神上的首脑,其真正的意义其实不在驱令那些已失去理性的盘据势力,而是以一种心理气力召唤社会最底层的黎民苍生重建家园的信念,这是在其时的境态下所能接纳的最好的措施"。
其二,坚决不称帝代汉。曹操担任汉朝丞相,位极人臣,权倾朝野,天下拥有三分之二,仍以周公为模范,始终不愿代汉自立。
曹操在诗文中频频自比耿耿忠心的周公。如《短歌行》中"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曹操自励要像周公一样,以大事小,侍奉汉献帝。对于曹操的功劳,董昭以为,"自古以来,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
有今日之功,未有久处人臣之势者也。今明公耻有惭德而未尽善,乐保名节而无大责,德美过于伊、周,此至德之所极也。"曹操对别人猜疑其有不臣之心一直铭心镂骨,如履薄冰。
"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上书称臣,劝曹操称帝,曹操认为:"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同时陈群、桓阶以为汉生机数已尽,"以为虞、夏不以谦辞,殷、周不惜诛放,畏天知命,无所与让也",代汉自立是顺理成章自然之事。夏侯惇建议说:"殿下即戎三十馀年,好事著於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王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曹操拒绝了夏侯惇的建议,至死都不愿称帝,体现出其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曹操的"明"德体现在:其一,政治智慧过人,治国有方,审时度势制定国策。
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而多次颁布《求贤令》;解决军民用度不足而实行屯田制;严肃治军而颁布大量军令;改善民俗而颁布整齐民俗令。如此政令纷歧而足,对于统一北方、稳定政局起了关键的作用。
其二,有识人之"明"。一方面,曹操对其敌人有准确、深刻的认识,从而料敌先机,接纳正确的对策。
如"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袁绍虽有雄心,而见事迟,必不动也。
"曹操凭着对袁绍的认识,料定在他攻击刘备时,袁绍不会有大行动而放心攻击刘备,一举击败刘备以解后顾之忧,转而全力敷衍袁绍,从而取得讨袁的全面胜利。另一方面,曹操认识到贤俊能人的重要作用。荀彧脱离袁绍归附才曹操,曹操评价荀彧为"吾之子房也",把他比作汉代的张良;曹操破荆州后得荆州名士蒯越等人,曹操与荀彧的信中说:"不喜得荆州,喜得蒯异度耳"。
其三,有用人之"明"。曹操基于对属下的正确认识,才真正做到知人善任。对来降来归者,坦诚相待,量才任命、重用,如荀彧、郭嘉、张辽、文聘、张郃;对于有才气的人不惜提拔于卒伍之间,如于禁、典韦。
如曹洪贪财好色,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让曹洪屯兵下辨,派辛毗佐之,约束曹洪,并公布下令,"昔高祖贪财好色,而良、平匡其过失。今佐治、文烈忧不轻矣";曹操说徐奕"君之忠亮,昔人不外也,然微太严";夏侯渊虽然多次打胜仗,曹操常告戒说:"为将当有怯弱时,不行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夏侯渊终因矜持其勇而战死。
总之曹操具备了君主必备的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和知人、识人、用人之明。谋臣:"伯夷之风"、"史鱼之直"谋臣是曹操政治行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门,谋臣贤能与否关系到曹操事业兴衰成败。他说:"吾起义兵诛暴乱,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医生之力也。
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医生共定之"。意即曹操东征西讨能够取告捷利,是依赖贤士医生的配合努力才取得的,希望更多的贤能俊才与之一起平定天下。
曹操对于谋臣的道德要求集中体现在对崔琰的评价中,"君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斯可以率时者已。故授东曹,往践厥职"。曹操说崔琰具有廉洁、正直、进取的道德品质,可以作为谋臣的楷模。曹操希望谋臣们具备如下道德品质:第一,廉洁。
官员的廉洁对于政治生活或政权建设的康健生长,有着特殊的意义。东汉政权的衰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级官员贪污受贿成风。所以曹操认为只有官员廉洁,才会秉公服务,不谋私利,不营私舞弊;才会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在其位谋其政,不渎职,不懈怠;才会严于律己,注重自身修养和形象。
曹操特别赏识、依赖廉洁的官员。"彧及攸并珍贵,皆谦冲节俭,禄赐散之宗族知旧,家无余财",荀彧和荀攸都是曹操依赖的重臣,尚且家无余财,足见其做官之廉洁;国渊"居列卿位,布衣蔬食,禄赐散之旧故宗族,以恭俭自守,卒官";王修来自袁氏阵营,"袁氏政宽,在职势者多畜聚。太祖破邺,籍没审配等家财物赀以万数。
及破南皮,阅修家,谷不满十斛,有书数百卷。太祖叹曰:'士不妄有名'",曹操歌颂王修是真正的名士,不光赦免王修,还任命他为司空掾。第二,正直。正直就是要求公正坦率,不徇私枉法。
其时丁仪兄弟受宠,丁仪与何夔不合。尚书傅巽要求何夔退让一点,何夔答道:"为不义适足害其身,焉能害人?且怀奸佞之心,立于明朝,其得久乎!"何夔终不屈服丁仪兄弟。魏国建设时,曹操拜何夔为尚书仆射,后迁太仆;鲍勋为魏郡西部校尉,"太子郭夫人弟为曲周县吏,断盗官布,法应弃市。
太祖时在谯,太子留邺,数手书为之请罪。勋不敢擅纵,具列上。勋前在东宫,守正不挠",鲍勋一生秉正不亏,不畏权势,虽因其它事由被免官,但由于正直,不久曹操拜鲍勋为侍御史。第三,努力进取。
曹操立志于统一天下,面临艰难困苦从未曾退缩,所以很赏识具有努力进取德性的谋臣,如袁绍雄师压境,诸将以为不行敌,孔融灰心认为袁绍地广兵强,文有田丰、许攸、审配,武有颜良、文丑,是很难打败的;郭嘉则认为袁绍有十败,曹操有十胜,曹操听从郭嘉的分析,最后一举击败袁绍。曹操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举用的人都是清正之人,而且以俭率人,天下之士莫不以廉洁自励,这从源头保证谋臣具有廉洁、正直的德性。曹操对谋臣的这些德性要求,造就了一支训练有素且具有坚定、忠诚和醒目的仕宦队伍,对于曹操政治伦理诉求的实现起到了努力的作用。
良将:"质忠行一,守执节义"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生死之道,不行不察也。
"孙子以为战争关系到国家的生死、黎民的生死,要审慎看待,不得已而为之。曹操提出"人故杀人,杀之可也。
恃武者灭,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圣人之用兵,戢而时动,不得已而用之"。即为了安宁宽大的民众,杀一些危害民众的人是可以的、正确的。
治国仅仅依赖文或武都要亡国的,圣人虽然主张仁政,以德化民,但平时战备不懈,在不得已之时用兵保家卫国,安置民众。孙子认为决议战争胜负的最重要的因素道、天、地、将、法,将领是作为决议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之一,所以曹操说"将贤则国安也",即将领的优劣关系到国家是否安宁。基于对将领小我私家素质重要性的认识,曹操提出"将宜五德备也",就是要求将领应当具备孙子提出的五德:智、信、仁、勇、严。
五德要求将领要知己知彼、知天知地,还要求知各方盘算;要有勇有谋,指挥决断才气;要对士卒管教严格、赏罚明白等,这是选将的基本尺度和要求,如此的将领才是国之宝,方能决胜于战场。除此之外,曹操特别强调将领的品行:"质忠性一,守执节义",其内在如下:其一,"忠"。"忠"作为一个历史领域,在差别历史时期有差别的内在。
在曹操的眼里,良将之"忠",首先是忠于自己。典韦任都尉时,"性忠至谨重,常昼立侍终日,夜宿帐左右,稀归私寝"。平时掩护曹操尽心尽力,曹操危险时更是舍身忘死。
张绣降而又叛,典韦身被数十创,仍杀敌无数,瞋目痛骂而死,曹操得以脱险。曹操对于这种忠勇之士给予极高的评价和礼遇。曹操"闻韦死,为流涕,募间取其丧,亲自临哭之,遣归葬襄邑,拜子满为郎中。
车驾每过,常祠以中牢"。其次是忠于自己所代表的东汉政权,临敌全节而死,不能投降而苟生。
樊城之战,庞德被关羽所俘,立而不跪,"宁为国家鬼,不为降将也",全节而死,曹操闻而悲之,为之流涕。曹操对于这种忠于国家,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小我私家生死的行为是深深感动和赞许的。
同役被俘的于禁,曹操曾高度歌颂其"虽古名将,何以加之",但于禁被俘后投降关羽,曹操哀叹良久后说,"吾知禁三十年,何意临危处难,反不如庞德邪!"对于禁的叛逆行为曹操很是心痛、失望。其二,"义"。"义"即公利,也即切合曹氏统治阶级利益,它要求将领当小我私家私利与国家利益相冲突时,能够以国家利益为重。
孙权围攻合肥,张辽、李典和乐进卖力配合守卫,三者平素关系反面睦,张辽欲出战而怕李典、乐进不互助,李典慷慨陈词:"此国家大事,顾君计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义乎",协力打退孙权,为国家利益扬弃私怨,曹操夸奖其增邑百户;李通为阳安都尉时,其妻伯父犯罪,被判正法刑,李通的妻子哀嚎着要李通为她伯父请命,李通说:"方与曹公戮力,义不以私废公";官渡之战时,袁绍遣使拜李通为征南将军,刘表也私下招募,李通的亲戚认为,现在曹操伶仃无援,不如迅速投靠袁绍,李通说:"曹公明哲,肯定天下。绍虽强盛,而任使无方,终为之虏耳。吾以死不贰",然后斩袁绍使者以明志。
李通在处置惩罚家庭、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时,到处以"义"为先,做到不徇私情,以国家大义为重,曹操对此特别赏识,因而改封李通为都亭侯,官拜汝南太守。民:"咸谦逊,民无所争讼"曹操对作为行为主体之一——民众的伦理要求主要表述在其诗歌《对酒》中,他将"礼"与"让"作为对民众主要的品德要求。"礼"是德性要求,"让"是品德要求。民众思想上要知"礼",行为上才气"让"。
而民众要知"谦逊",关键在于教养。"中国古代社会奇特的伦理政治型文化决议了道德教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职位。昔人认为道德教养的优劣直接关系到社会的治乱、国家的兴衰,因此在一定意义道德教养成为治国之本"。
因此,道德教养成为统治阶级治国的基本内容和要求,曹操的道德教养事情从移风易俗和恢复儒学教育和推行谦逊三方面入手:第一,移风易俗。民俗民俗的优劣是权衡社会民风和道德水平的重要指标。
东汉末社会民俗的松弛、道德水平下降,曹操为济南相时,就禁断淫祀,破坏祠屋,严厉克制仕宦民祠祀,效果奸邪鬼神之事隔离,恒久的淫祀之风由此遂绝。建安十年(205年),曹操领冀州牧,下令克制复私仇、厚葬的恶习;同年九月曹操公布《整齐民俗令》,指出"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闻冀州俗,父子异部,更相毁誉。
昔直不疑无兄,世人谓之盗嫂;第五伯鱼三娶孤女,谓之挝妇翁;王凤擅权,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议,张匡谓之左道:此皆以白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齐民俗,四者不除,吾以为羞",刻意改变结党营私、利用舆论、排挤异己、混淆黑白的恶劣民俗,重建良好的社会民风。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公布《明罚令》,克制太原等四郡寒食。
曹操通过严格的行政下令,实行破迷信、禁淫祀的教养,一定水平上改变了东汉末期奢靡迷信的社会民风。第二,"以先王之道为教"。"先王之道"其实就是指儒家思想,"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可见历代都很重视学校教育。
儒家"教养为先"思想实质就是"德教为先",德教是教养的主要内容。"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
曹操对后生们不行仁义谦逊之风,感应很是伤感,"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曹操在各郡国修建学校,选派管教育的仕宦和教师,教育的工具是各乡选拔的优秀青年,教育的内容传统的《诗》、《书》、《礼》、《易》等,主要是对青年人举行道德人伦教育,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维护社会的品级秩序。曹操的《修学令》颁布后取得一定的成效:杜畿认为民富不行不教,故"修戎讲武,又开学宫,亲自执经教授,郡中化之";刘馥为扬州刺史,"恩化大行,黎民乐其政,於是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等等。第三,教养民众行谦逊。
曹操试图通过教养使受教者将伦理规范内化,酿成自己的道德修养,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在行为中拥有"让"德。在曹操的想象中,通过推行谦逊,民众不再为蝇头小利而争斗,而是"无所争讼";尊重老人,"班白不负戴";敬服小孩,"子养有若父与兄",进而泛起"路无拾遗之私"的盛世局势。
在这种局势下人与人和谐共处,心田平静,主动听从秩序并遵守执法,有是非分辨能力,为自己树立生活的目的并追求这种目的,自觉摒弃某些不是基础利益的小我私家特定利益,并依"礼"协调小我私家与他人的关系,到达和气共处,实现全社会无争和无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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